陇原工匠推荐人事迹材料

——敦煌研究院石窟壁画修复专家李云鹤


巧手匠心,为国之瑰宝延续生命

61年前,李云鹤这个23岁的山东小伙意外来到敦煌;然后,在这里,用一生,饱蘸浓墨、一笔一划地书写了四个大字:工匠精神。

他说:我不在石窟内修壁画,就在去石窟的路上。

初到敦煌

1956年,是一个平凡的猴年,也是“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的一个闰年。

这一年,对23岁的山东小伙李云鹤来讲,本来再寻常不过。可是,因为“到西北去”的时代浪潮,他的人生画出了不一样的美丽曲线。

“因为舅舅霍熙亮在敦煌,就和外祖父一起先来了敦煌。”2017830日下午,从敦煌驱车近3个小时,在距敦煌200多公里,距瓜州县城也有70多公里的榆林窟,记者见到了李云鹤。

尽管再过两一个多月,就84周岁了,但眼前的李云鹤依然高大、魁梧,且思维敏捷、活跃,很是健谈,这个典型的山东汉子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我连高中都没毕业呢。”

和舅舅、外祖父在莫高窟呆了几天,李云鹤并没有什么想法。一天,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对李云鹤说,“就留到敦煌吧。”还让李云鹤动员同学来。

李云鹤想“留下来就留下来”,可动员了好多同学,并没有一个人来。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又招了刘寿和刘宗文两个年轻人,加上他,共三个人。

“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有个传统。”李云鹤说,招的时候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不过,招进来后也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都要经过三个月的“劳动试验期”,做些打扫卫生、生火炉、烧开水、敲上下班的钟声等等杂事。

刘宗文说自己胆小,挑了敲钟、烧开水等差事,刘寿自告奋勇打扫卫生,剩下清理洞窟积沙的活就轮到李云鹤的头上了。

说来也怪,天生胆小的李云鹤原来在家时,一到天黑就不敢出门,可进入黑乎乎的洞窟里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或许和佛有缘吧。”李云鹤笑嘻嘻的,那个时候主要是清理洞窟里的积沙,“我一个洞窟一个洞窟把积沙扫出来堆积到窟崖下面,再由牛车拉出去。”有时候,干得汗流浃背,所里的老员工看见了,总是心疼地喊:“小李,你休息会。”

可年轻的李云鹤,不觉得累。

就这样,三个月的“试验期”转瞬就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三个小伙子的转正事宜,“只转正了我一个。”李云鹤记得很清楚。

第二天,常书鸿将李云鹤叫到办公室,说:“转正了,我有一项工作要交给你。”

当时,李云鹤以为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没想到常书鸿说窟里的壁画、彩塑有很多问题,保护迫在眉睫,“我知道你不会,关键是你愿不愿学?”

“我什么都想学。”自认为只是高中毕业,没有一技在身的李云鹤实话实话。

“那就好。”常书鸿说。

简短的对话之后,李云鹤此生再也没有离开敦煌。

遇见挚爱

现在,说起壁画修复,业内人士都知道那是一门综合艺术,美学、工程学、化学、物理学都得会一些,是很难掌握的专业技能。

可当时,并非如此。从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6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在第一代“莫高人”的努力下,曾经一度落寞的莫高窟与原来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破败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明显感觉到了人为管理的效果,但因为经费、人力、物资的异常匮乏,莫高窟依然处在“百废待兴”的初始阶段,尤其是对壁画病害的研究、修复几乎是“零基础,零经验”。

把东倒西歪的塑像扶正,想办法整理塌了的壁画……起初,李云鹤能做的修复工作几乎是个“体力活”。可,看着那些曾经璀璨绚烂的壁画如鱼鳞般片片起甲,又似雪花般纷纷脱落,李云鹤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疼啊。”

19577月,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这是莫高窟历史上迎来的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国外医生”,对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474窟做试验,现场观摩学习。

格拉尔采用的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可,格拉尔对壁画修补材料及核心技术总是含糊其词。后来,还因为在莫高窟无法洗澡、水质不好等原因不来了。

“我跟着,就看下了。”或许是这些壁画的幸运,也巧了,因为当时的李云鹤总担心自己无一技之长,所以很想认认真真地学,就看得很仔细、很用心。

格拉尔走后,李云鹤揣摩着、试着像格拉尔一样用一些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粘接剂,再用一支医用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自然,看起简单的操作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各种材料的组合,材料与水各种比例的混合……李云鹤像个化学家一样,一遍遍调试,一次次失败,再一遍遍调试,才得以成功。

不仅如此,李云鹤还在格拉尔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处改良:因为纱布的纵横纹路很容易按压出“印痕”,影响壁画修复效果,所以他改用了吸水性良好又压不出褶纹的纺绸;因为医用粗针管压力不好控制,尤其在仰面操作窟顶壁画时,不容易将粘接剂注入到起甲壁画内部,因为用力小,粘接剂会顺着针头往下流,用力大,又会引起起甲壁画不可逆转的脱落损毁,他又尝试着把医用粗针管的玻璃棒换成血压计的大气囊,极大地提高了滴灌修复材料的精准度……

其中的繁琐、熬心与苦楚,李云鹤依然心有戚戚焉;可成功的喜悦,还是强力冲击着这个24岁的山东小伙子,他也因此成为业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样的“螃蟹”,在此后的几十年,李云鹤没少吃。

或许,他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已经遇到了此生“挚爱”并悄然与“她”十指紧扣。

用情至深

如果说,遇见“挚爱”是李云鹤的幸运;那么,遇见李云鹤,则是敦煌石窟中,那些伤病缠身的壁画的幸福。

对待自己的“挚爱”,李云鹤用情至深。

日出又日落,李云鹤就一天又一天地在洞窟里做着修复工作,可越修复越苦闷:“这天天修壁画、修塑像呢,都不知道这些壁画是咋绘上去的,雕塑是咋做出来的?更不知道是哪个朝代,都有什么特点?”

这些问题萦绕在李云鹤脑海中,让他烦躁。心直口快的他,心里憋不住,就去找常书鸿:“所长,我要学画画、学雕塑。”还未等常书鸿说话,他担心被误解不答应,又赶紧解释,“我不是想当画家、雕塑家,就是想知道画咋画,雕塑咋做的。”

这样的请求,常书鸿自然非常高兴。

此后,李云鹤跟着史苇湘等老一辈敦煌学家每天上洞子,他们画画,他就看、就跟着学如何线描、构图、绘画……一年以后,李云鹤基本知道了每个洞窟的绘画情况。

“我的机会很好。”绘画学了个七七八八,就又跟着前辈孙纪元学雕塑,恰好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来莫高窟,要仿作194窟的雕塑,李云鹤就跟着学,试着翻石膏、做模子,再临摹、仿制……一点点、一天天,因为实打实的上手,李云鹤对雕塑也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我还要回去做修复。”有了近两年的绘画和雕塑学习经历,再做修复,李云鹤心里一下子踏实了:绘画的朝代及风格,雕塑的石胎木骨特质都心中有数了,做起修复工作,也越来越有意思了,“才真正有了入门的感觉。”

莫高窟161窟,开凿于晚唐,有60多平方米壁画。可壁画已整窟起甲,经常像雪片一样哗啦啦脱落,再不抢修,壁画很快就会全部脱落

1962年初,常书鸿语气凝重又甚是惋惜地把161窟的壁画保护修复任务交给李云鹤:“你试试看,权当死马当活马医吧。”

李云鹤没有顾虑,爽快地接了下来。有了近六年的修复经验,加上两年的绘画和雕塑学习实践,李云鹤还是有些信心的:清理灰尘、注入黏合剂、用棉球滚压、再用小刀回帖压平……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李云鹤就这样经常每天一个人在洞窟里,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修完16160多平方米的壁画。

尽管修复过程异常艰辛,但161窟壁画的成功修复,为李云鹤从事这项事业增加了信心,也为石窟类壁画修复日趋成熟扎下了坚实根基。

“真想不来,你这个山东大汉能呆在洞窟里做这种工作。”到后来,连“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质疑过”。

“不但不孤单,还挺有意思。”李云鹤觉得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他看着塑像和菩萨笑嘻嘻的,壁画上的飞天像要向他飞来,感觉很亲切,自己也笑嘻嘻地说:“就是不会说话。”

为爱执着

修复、修复,还是修复。此后,李云鹤的生命中,壁画是他“永远捧在手心里的宝”,修复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亦是他生命中最亮丽的色彩。

1963年的夏天,正在161窟修壁画的李云鹤听见一声巨响,心说:“完了”。果然,从脚手架上爬下来,跑到161窟下方底层的130窟门口,已是灰尘扑面,一看,北壁塌了2平方米多,“心里那个痛啊。”

130窟开凿于盛唐时期,窟内有莫高窟第二大佛、身高26米的“南大佛”,主室南北壁各绘有高约15米的巨型菩萨坐像一身,顶部还有绘于宋代、敦煌石窟中最大的飞天图案,价值极高。

看到大面积的脱落,常书鸿赶紧拍电报和北京有关方面联系,院里则派人到天水买搭架子的木材。没多久,批复下来了,木材买回来了,可李云鹤傻眼了:虽然塌毁了2平方米,但是存在继续塌毁风险的空鼓壁画多达300多平方米啊,自己没经验,很多同行更是摇头咂舌。

有经验要做,没有经验就创造经验。能求助的,只有自己。

李云鹤先是和工人师傅豆占彪等人在崖面上打埋铆钎,再挂上石头,一次又一次的测量之后,终于测得每根直径12毫米、长2030厘米的钢筋可以承重120斤的石头,最多不超过150斤;再根据脱落的壁画材质和密度,测算出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

“保守、安全一点,我按每根钢筋承受80斤的重量做了布局。”从1963年到1965年,经过近两年的周密测算、精准布点、反复试验和论证,李云鹤按一根钢筋可固定约1平方米壁画的原则,在130窟的壁面上,嵌插了300多个钢筋铆杆。

至今,130窟的壁画都安然无恙。继161窟的“注射法”之后,在而立之年,李云鹤又以130窟的实际成功范例开创了国内首次采取“铆固法”保护修复空鼓壁画的历史先河。

1975年,刚过不惑之年,李云鹤又史无前例地对220窟甬道的西夏壁画,进行了整体剥取、搬迁和复原,开天辟地地将西夏壁画“续接”在侧旁的唐代壁画边上,前无古人地让西夏与唐,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壁画同时展现在一个平面上,使学者研究、游客参观更为直观和生动,成为“国内石窟整体异地搬迁并成功复原”和“重层壁画分离”的第一人!

此时的李云鹤,早已不是在壁画和塑像修复界崭露头角的新人了,而是引领前沿、独树一帜的国内著名文物修复保护专家了。

可,李云鹤不满足,依然像个新手一样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

1994年至1995年,因为大殿建筑失稳需要落架维修,壁画病害出现空鼓、断裂等病害,李云鹤又应邀赴青海保护修复青海塔尔寺弥勒殿壁画和大殿建筑。壁画面积约140平方米,若用传统的切割法,就会损失至少5平方米的珍贵壁画。

5平方米、5平方米,要损失5平方米,这在壁画可不是小数目,太心疼、太可惜了。看着精美的壁画,嘴里嘀咕着,李云鹤的执拗劲又来了。他又一次破天荒地采取整体剥取、原位固定、砌好墙体,再平贴回位的高难度修复技法,没有任何壁画损耗的做了成功修复,成为国内“原位整体揭取复原大面积壁画”的第一人。

这一次,李云鹤已是花甲之年。

一次又一次遇上历史难题,一次又一次攻克种种难关……因为挚爱,李云鹤执着而又大胆地不断创新和实践,在文物保护修复方面,以炉火纯青的技术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先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迄今无人超越的奇迹。

痴心一生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长情的告白莫过于陪伴,最温暖的承诺莫过于相守。

1998年底,李云鹤退休了。

不过,谁都清楚,让怀藏“绝学”的李云鹤离开文物修复实在太可惜了。

“院长返聘你行不行?能不能帮我把人带好?”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亲自找到李云鹤,“只是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其余一切照旧。”

脱离了行政上的繁杂琐务,没有了程序上的条条框框,李云鹤又回到了“挚爱”身边,“退休了就可以更加专心专意地做,我觉得能做得更好。”

此言不虚。

1998年,李云鹤应邀修复因修建水库、却无法搬迁而被淹没的武威天梯山大佛塑像。

“难度很大,因为原始资料只有几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李云鹤说,照片是远景照,并不是很清楚;加上照片是平面的,而大佛塑像是立体的,“以前的所有经验和技术瞬间‘失效’了。”

因为曾经在日本见过,李云鹤专程跑到兰州,满大街寻找可以将平面照片进行三维扫描的门店。

自然,失望而归。

那段时间,老伴跟他说话,李云鹤老是走神。好在,老伴早已习惯,也早就清楚“老李又为修复上的事犯愁”,也不计较。

“我是个急脾气,想不到解决的办法连饭都不想吃。”李云鹤嘴上不说,可心里对老伴很感激,家里的一应事情都操心了,自己可以一门心思干工作。

白天想,晚上想,李云鹤又有了对策:把照片放大,再对照照片比例和大佛现存部分塑像的比例,他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且完成得很漂亮,别说塑像比例自然一体,就连大佛脚趾缝的大小都是严丝合缝的。

2000年,位于西千佛洞下游2公里处的敦煌南湖店16窟和18窟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因素“告急”,尤其是崖体坍塌的特别厉害。

李云鹤认真查看了“灾情”,又陷入长时间的沉思:如果就地加固,费用少,但因地处偏远管理困难,还有以后管理人员家属及子女上学都是问题;如果整体搬迁,费用多,但好管理。

从考古角度、从保护角度、从管理角度,李云鹤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心里比较偏向整体搬迁,但向来节俭的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就把两种办法的利弊得失分析清楚上报了。

国家文物局批复:整体搬迁。

一个北魏、一个元代,两座洞窟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在李云鹤的巧妙处理下,如“腾云驾雾”般从南湖店整体搬迁、复原至莫高窟北区石窟群中部塔湾。

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似乎是,退休之后,李云鹤又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哪里有“生病”的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好像就在哪里:从2001年至2017年,从甘肃的张掖金塔寺、马蹄寺,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天水纪信祠,平凉泾川王母宫,甘谷大象山;到浙江杭州凤凰寺、河北曲阳北岳庙、山东岱庙,再到故宫……李云鹤的身影总是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出现。

有时候,别人问他“钱还没挣够啊?”李云鹤就顺势说:“是啊,钱哪有够的?”

他是懒得解释。多少年修复生涯,李云鹤从未算过修一天要多少钱,修一平方米壁画要多少钱;斤斤计较的,是自己有没有能力修复,能不能修好:“如果真是为了名利,应该不干壁画修复才对。”

“春蚕当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自己挚爱的“她”——壁画、塑像等珍贵文物,他痴心一生,精心守护。这,甚至都成了一种“病”,他见不得壁画和塑像有伤病,即便不在自己的项目之内,也总是在工作间隙,把塑像掉了的胳膊按上、断了的腿接上,“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完整的样子才好看。”

真不知道,到底是他舍不得“她”,还是“她”离不开他;也早已说不清,到底是“她”更需要他,还是他放不下“她”。

或许,在60余年、22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中,他与“她”早已融为一体了。

咫尺匠心

4000多平方米壁画,几百身的塑像——这是61年,李云鹤为“她”,也为自己交出的答卷。而这些数字,全是李云鹤一点一点自己积累的数字,还不包括他带项目、带工程修复的壁画和塑像。

这些数字,在外行看来似乎不足为奇;可在业内,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数字,谁都会翘起大拇指。

因为,的确庞大;也因为,着实不易。

让时间再倒回1962年。

这一年,李云鹤“临危受命”修复16160多平方米的起甲壁画。

古代壁画结构从里向外通常由支撑体、地仗层、底色层、颜料层等组成,壁画病害类别则根据病害的主要表现形式、外貌,分起甲、疱疹、龟裂、盐霜、酥碱、空鼓等20余种。

起甲指壁画底色层或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在石窟和殿堂壁画病害中最为常见,修复难度较小。

小,也只是相对的。先用柔软的刷子,对壁画进行简单的清理,再注射粘接剂,然后小刀回帖压平,再用纺绸包着的棉球进行滚压,最后再用胶滚来回滚压……程序复杂不说,因为伤病壁画原本就很脆弱,刷的时候要把握好力度,滴管的粘接剂要不多不少,回帖压平和滚压的时候力度要不大不小……整个修复工程要稳一点、慢一点,再稳一点、再慢一点。

“因为每天只能修复0.09平方米,所以60平方米的壁画整整修了两年。”161窟是李云鹤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是他壁画修复保护事业的起点,自然记得清楚。

说是修,倒不如说是“绣”!甚至比“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再回到1963年,130窟的修复现场。

300平方米的墙上,嵌插300个铆钎。这在工程上,应该是分分钟的事儿,可放到有着精美壁画的崖体上,绝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当年,李云鹤和同事提着马灯,在20多米高的壁面上,像古代画工开凿洞窟时一模一样,手拎铁锤和钢钎,一点一点打眼。其实,还远不能像古人一样,因为古人是“毛坯洞窟”,李云鹤却要在有着大幅壁画、且已经岌岌可危的壁面上作业,要更加小心和谨慎。

“两个人一天只能打三个眼。”李云鹤记忆深刻,先用铁锤和钢钎打眼,再用水泥和砂浆把12毫米粗的钢筋埋入壁面25厘米深处,然后用螺帽拧紧、固定,“300个眼,300根钢筋,全部手工作业,还得把握好力度与火候,想快根本不可能。”

……

有道是“慢工出细活”。李云鹤仿佛有着神奇的魔法,他那双宽大的双手所到之处,犹如春风拂过,大地姹紫嫣红起来一样,那些疾病缠身的壁画和塑像又“容光焕发”了起来。

不仅如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他修复的壁画和塑像依然完好如初。

时间给了李云鹤最好的证明,客户也给了李云鹤最好的“嘉奖”。

“你咋没给我们修啊?”1995年,青海省塔尔寺弥勒殿壁画及大殿建筑修复工程结束后,寺院住持验收时如此“质问”李云鹤。

尽管著作、荣誉等身,但听到这样的话,62岁的李云鹤还是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他真得特别爱听这样的话,觉得心里一下子落实了,因为文物修复的终极追求是“修旧如旧”,“这是对我最高的赞美和褒奖。”

60余年,在洞窟里、在壁画前的日月更迭中,李云鹤慢慢苍老了容颜;可他心爱的“她”,却在他耐心而又细心的精心呵护下,一点点、一天天退却了“病容”,又如“初生”般或“花容月貌”或“身健体康”起来。

“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的诗句或许是对李云鹤最好的写照。60余年,他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专业严谨的态度,一直走在保护修复壁画、塑像等文物的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永无止境……

心手相传

2017831日,敦煌,莫高窟130窟保护现场。

窟内塔架林立,记者几乎手脚并用,依然双腿打颤才爬上了近30米高的镂空脚手架,可46岁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工程部部长付有旭却如履平地,蹭蹭蹭就上去了。

“这算什么,80多岁的‘大李老师’还爬高上低的呢。”已有28年修复经历的付有旭说,跟着李云鹤老师,他们这些学生早都习惯了,“这是基本功。”

果然,在十多米高的地方,作为付有旭的学生,柴宗香挺着六个多月的身孕,踩在在半空中的小凳子上,一会低身拿工具,一会仰身抬头,正一点一点修复130窟东壁千佛起甲的壁画,看着都令人揪心:“刚开始也害怕,几年下来就习惯了。”

“修复文物,‘大李老师’自己亲力亲为,也要求我们一定要亲力亲为。”付有旭还记得1992年,他跟着李云鹤老师到新疆库木土拉石窟下层洞窟修复壁画的场景:因为文物修复现场和他们的生活处所中间隔了一条近30米宽的木扎尔特河,每天来往,都得趟过齐脖子的河水。当时,已经快60岁的李云鹤也没有“偷过一次懒”,天天和付有旭一帮小伙子一起过河干活;直到十多天之后,找了几个汽车轮胎拼了个简易渡船,才结束天天趟水的日子。

“技术之外,态度更重要。”李云鹤说,做了一辈子的文物修复工作,要么自己做,要么在现场看着,从未有过、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和懈怠。

亲力亲为的态度之外,李云鹤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原则:如果能力不够就坚决不接修复项目,一旦接下来就必须干好,至少要做到当时情况下的最好水平,“因为,自己代表的是敦煌研究院,更关键的是要对历史负责。”

有一次,在修复现场,有个学生将掉到手指上的一小片起甲壁画直接给弹出去,扔了。不巧,让李云鹤看见了,特别生气,直接从项目组开除了,“对文物起码的尊重和敬畏都没有。”

还有个学生,曾对李云鹤说:“老师,我跟你学的,够吃一辈子了。”李云鹤听了这话,既讶然又生气。文物修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哪能当做赚钱途径,要打心眼里喜欢才行;自己总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要学、很多技术值得研究,恨不能“向天再借五百年”,可学生还没干几年呢,就“够了”,觉得不适合做文物修复工作,又开了。

“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付有旭记得,1992年在新疆修复库木吐喇石窟的时候,因为揭取一块壁画,李云鹤从几米高的梯子上掉下来,结果李云鹤硬是抱着壁画不撒手,“老师说文物的生命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

因为,在李云鹤的眼里、心里,这些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无言地诉说着千年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朝代更迭,讲述着千年历史的社会万象和人间百态,是值得用生命去守护的神圣而圣洁的“殿堂”。

也正因为深深懂得,李云鹤才对这一个个洞窟——从历史深处走来,代表着不同朝代又各自迥异的“鲜活生命”心存敬畏;才对这每一寸壁画——如同这些“鲜活生命”不可或缺的每一寸肌肤般倍加珍惜。

“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李云鹤经常带着学生在外面跑,现场操作示范;在每年院里举行的培训班上,除了教授壁画修复常识及技艺,更是经常对年轻人说,要有大的胸怀,别分什么敦煌的、甘肃的,还是外地的,那都是国家的甚至是世界的珍贵文物,是值得一辈子珍惜和付出的“宝贝”。

在他的影响下,儿子李波也来到了自己曾经所在的部门——保护研究所,孙子也开始从事文物保护修复事业,自己带出来的学生,更有不少已是壁画修复项目的带头人。 

“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尽管如此,李云鹤说起他们来,总是一堆的问题和毛病:不是态度不够认真,就是程序不够标准;不是材料不够标准,就是速度太快……

几乎是一名“苛刻”的老师。可也正是因为“苛刻”,李云鹤才用一生之久,成为壁画修复界有名的一名“匠人”。

再过一个多月,李云鹤就84周岁了。壁画修复,他已经干了整整61年了,可他对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说“只要能干动,我就还干着。”

 

 

                         敦煌研究院工会委员会

                            2017912

 

Copyright 2018-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甘肃省教科文卫工会委员会版权所有  备案号:陇ICP备16002066号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郊巷26号 | 联系电话:0931-8821435